林庚的个人成就

林庚的一生充满诗意。当年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他的第一本新诗集《夜》由闻一多先生设计封面、俞平伯先生写序。此后，他创作出《春野的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被誉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现代诗人废名曾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他笔耕不辍，90岁高龄时还新出了一本诗集。2004年，他还牵头组建了北大诗歌中心，并担任主任。

由诗人而学者，林庚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独树一帜，其中楚辞和唐诗研究是他的“双璧”。他对唐诗作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经典概括，被学界广为接受。贺知章的名诗《咏柳》，是因为他的挖掘，才入选小学课本，最终家喻户晓。“当唐诗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现为开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林庚说，“少年没有苦闷吗？春天没有悲伤吗？然而那到底是少年的，春天的。”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曾三度撰写中国文学史，其中《中国文学简史》作为高校教材流传至今。在研究中，他非常注重创造性，着力寻找那些能说明创造的资料。他说，“文学要是没有创造性，严格地说，就不是文学，就没有价值了。”“在有创造性的地方多讲，没创造性的地方少讲，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史起伏的地方，看出它发展的脉络。”

他说自己是“教书为业，心在创作”，先是诗人，后是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至今，他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对于学生来说，他是出色的诗歌启蒙者和文学引路人，常常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写下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书法。任继愈、吴小如、傅璇琮、袁行霈、谢冕等学者无不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

在唐诗研究方面其成果汇集在《唐诗综论》里。《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楚辞的一部论文集，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文字、地理等问题方面的考释，也有一些论述屈原的人格、艺术成就和作品特色的文章。林庚教授对明清小说也很关注，并提出了颇多精辟的创见。林庚先生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春野与窗》、《问路集》等六部新诗集及古典文学专著《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等。所著文学史为公认名作。 附文：林庚与现代汉语诗歌 ——王光明

现代汉语诗歌自胡适“尝试”白话诗开始，一直在寻找用新的语言和形式，接纳与整合复杂变动的现代经验。这是一种至今尚未完成的、在诸多矛盾中展开的艰难求索，始终具有实践性、试验性品格。它体现在许多诗人身上，关心的重点却各不相同。面对经验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主流诗歌注重内容的创新，努力在主题和题材上追随时代，或在诗意和情趣上更换中国诗歌的血液。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对中国现实的执着关怀，还是现代主义诗人对现代诗质的反复探寻，都在20世纪中诗歌史上写下了动人的篇章。

但是光强调内容而忽视形式，只看重“诗意”而轻慢凝聚，只考虑求新求异而不思规律，也会给诗歌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以后，诗歌形式秩序探索的不断被边缘化，现在看来，不是加强了诗歌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增加了诗人的磨难；不是让诗亲近了读者，而是疏远了读者；不是变得更加自觉，而是显得有点盲目。

只有少数诗人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诗意与诗形的共同要求保持着高度自觉，而林庚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诗人之一。

像20世纪许多诗人一样，林庚也是从写自由诗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他曾在30年代前期出版过《春野与窗》的自由诗集，其中《破晓》等诗篇，可以认为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优秀文本。这些诗，因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而得到好评，废名(冯文炳)甚至在《谈新诗》中认为：“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但林庚与诸多新诗人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也珍惜自由诗“追求到了从前所不易亲切抓到的一些感觉与情调”，却也认为它是尖锐的、偏激的方式，“若一直走下去必有陷于‘狭’的趋势”（《诗的韵律》）。因此，他提出了新诗的“再解放”问题：“新诗的语言既已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获得了自由，是否还需要再解放呢？诗不同于散文，它总要有个与散文不同的形式，自由诗必须分行，这也就是起码区别于散文的形式；但是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诗歌语言利于摆脱散文中与生俱来的逻辑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

林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学者诗人，认识到自由诗的问题之后，从1934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诗歌的节奏与形式的试验。他1936年出版的《北平情歌》，曾得到很高的评价，有人认为：“这是万水千程后的归真返朴。在这里，新诗的音律第一次脱离平仄的拘律，而且降伏了字组法，使它成为音律的侍婢；后一点，我私意认为，不但是新诗音律的胜利，而且也是诗的胜利。”（周煦良：《新诗音律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他从节奏、形式的观察与试验中发现了诗歌建构诗行的两条规律：一是“五字组”（“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二是“半逗律”（“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这样自然就把每一个诗行分为近于均匀的两半；不论诗行长短如何，这上下两半相差总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 无论从创作还是从理论上看，林庚都是20世纪中国最自觉的诗人，他为中国诗歌提供的独特借鉴意义表现在：一、始终坚持诗之为诗的基本前提（他认为“‘诗’原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诗如果没有形式，就是散文、哲学、论说，或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诗”。），并对诗与诗意的界限作了清明的划分（“诗意”代表了一切“艺术的意境”，并不等于诗）。二、他的新诗理论来源于他对表现媒介深刻认识，提出了形式不是由“内容”来决定，而是由语言来决定的著名观点，从而启示人们：一方面，汉语诗歌必须根据汉语的特点建构自己的诗歌形式；另一方面，语言在发展变化，必须面对这种变化探寻新的形式建构的规律。

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间将彰显林庚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特殊贡献。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二)

关于“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

代诗歌选》曰:“是说少年深深知道不宜去边庭受苦,但是,少年的想法是哪怕死在边疆上,还可以流芳百世。孰知,熟知、深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新选唐诗三百首》曰:“孰知两句说,谁不知到边疆驻守的艰苦,但战死沙场也可流芳后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曰:“他不但出身良家,初入仕途就担任过令人羡慕的羽林郎的官职,而且还跟过名将出征,具有实战经验。但现在,他却缺少到边疆去作战的机会。于是,他为了这个而难受起来了:谁能知道这种不能到边疆去的苦处呢?到边疆去作战,当然会有危险,甚至丧失生命,但是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该是多么地光荣啊!即使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堆白骨,这骨头也带着侠气,发着香味,也就是说,为国献身,必然流芳千古。一般诗人多写边塞从军之苦,而王维此诗独写不能到边塞从军之苦,从而突出为国献身的崇高愿望、昂扬斗志和牺牲精神,使我们在今天读了,还受感动和鼓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按:上引三种解说,各有问题。《诗歌选》的问题,在于此诗中的“孰知”不能解释“熟知”、“深知”;“不”也不能译作“不宜”。

《三百首》的问题,在于“孰知不”与“孰不知”虽只一字颠倒,意思却迥然有别,不可混同。

《浅释》的问题,在于“不向边庭苦”这样的句式不能随意析为“不向边庭”之“苦”,因为它不符合古汉语及古典诗词的语言习惯。更何况,上句“初随骠骑战渔阳”明明白白告诉我们,那“少年”正“跟着名将出征”而非“跟过名将出征”——他怎么会因“不能到边疆去”而“难受起来”呢?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疏通“孰知”句!但“孰知不向边庭苦”七字乍看起来很平易,放在全诗中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说圆满。山穷水尽,只有求助于异文了。检《全唐诗》卷一二八及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皆曰“苦”,一作“死”。由于王维诗没有唐代的写本,原作究竟是“苦”还是“死”,我们今天已无法确认。但细细比较,作“死”则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一个刚上战场的年轻军人,不可回避地要面对“生”与“死”的拷问。“孰知”二句,正是那“少年”所作出的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的抉择:谁知道此番会不会死在边疆呢?纵然死在边疆,为国捐躯,流芳千古,虽死犹荣!

也许有学者要质疑:此二句连用两“死”字,是否应避免重复?笔者以为,盛唐诗人重意,重气,重势,并不在小处斤斤计较,还没有刻意回避重字的习惯。况且,此二句语意勾连,上句点出一“死”字,下句紧就此“死”字做文章,着重强调,故而重复是必要的,不足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