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简介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寒门地主家庭。祖父苏序是诗人，父苏洵长于策论，母程氏亲授以书。

嘉佑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中第二名。仁宗殿试时，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因母丧回蜀。嘉佑六年（1061）经欧阳修推荐，应中制科第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期满后值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职，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期。他强调改革吏治，反对骤变。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因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1071）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处，多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诗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5个月后被贬黄州为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94）哲宗立，任用司马光，废除新法。苏轼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由于与当政者政见不合，再次请调外任。先后任杭州、颍州、扬州知州。后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待读两学士。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后，苏轼又被一贬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死于常州。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政治上几经挫折，始终对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思想，又吸收释老思想中与儒家相通的部分，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欧阳修相近。要求有意而言，文以致用。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创作以诗歌为多，计)2700余首，题材丰富多样。诗中表现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切，特别是对农民的同情。如《荔枝叹》、《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五禽言》、《吴中田妇叹》等。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写得精警有新意，耐人寻味。如《有美堂暴雨》、《题西林壁》等。诗歌还反映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无事不可入诗。写物传神，奔放灵动，触处生春，极富情韵，成一代之大观。

散文成就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谈史议政的文章气势磅礴，善于腾挪变化。叙事记游的散文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深含理趣。《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是其代表作品。

词作多达三百四五十首，突破了相思离别、男欢女爱的藩篱，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抒写报国爱民的情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包括对农民生活的表现。词风大多雄健激昂，顿挫排宕。语言和音律上亦有创新。「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创了豪放词派。代表作品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爱情词、咏物词均有佳作，表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传世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当今世界主流文明风貌形成的主要力量是什么？

苏轼

（1037～1101）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

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和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佑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佑，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佑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长相思的作者介绍一下？

中国文明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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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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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产生的地点和时间。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有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等几种不同观点。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早在约八百万年以前，在云南的开远、禄丰等地已经生活着古猿。此后，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历史时期。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卓越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匪浅。

概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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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概念

文明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或称文明社会形成）。

文明的要素

在考古学上探讨文明时代的形成，有些学者简明地提出了文明要素的概念。对“文明要素”的概括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是城市、文字、冶金术和礼仪中心四项。其中，居首位的是已有城市作为政治（表现为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包括宗教）的中心，这一要素集中体现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演变为有阶级的国家社会的历史转折。有的学者为突出城市在文明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文明时代的开始径称为城市革命，这是继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划时代事件。

早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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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象雄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古象雄文明探源”暨古象雄佛法大藏经汉译工程与2013年7月20日在北京启动。汉译工程不仅仅将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还将探源古中国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古希腊之间文明及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历史。?[1]?

远古象雄文明的势力曾经波及到现在的四川、甘肃、青海、云南，覆盖整个西藏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又渗透到印度北部、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一带，后者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地区。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兼并统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西藏正史开始书写。而近几年考古发现纷纷证明：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1]?

据汉文和藏文典籍记载，古象雄王国(事实上是部落联盟)，史称羌同、羊同;在7世纪前达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记载，根据军队的比例，象雄人口应不低于1000万。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纪，彻底征服象雄古国。此后，象雄文化渐渐消失。西藏本土古老佛教本教的文献被专家称为“象雄密码”。《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护持国政。”而当时的古象雄文字，主要用于本教经书典籍的书写。据《西藏王统记》《朵堆》等典籍记载，象雄幸饶弥沃如来佛祖对过去原始本教进行了许多变革，创建雍仲本教，被称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幸饶弥沃如来佛祖首先创造了象雄文字，并传授了“五明学科”：工巧明(工艺学)、声论学(语言学)、医学、外明学(天文学)和内明学(佛学)。古象雄文明就是以“雍仲本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发展起来。?[1]?

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曾撰文评价古象雄文明及本教的历史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要研究藏传佛教，也必先研究本教。否则探究愈深，离真相可能愈远。?[1]?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

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

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

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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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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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明佛学和本土文明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发展成为宋代程朱理学和明代王湛心学，但随着草原野蛮文化的冲击，宋代理学偏向于对精致宇宙的探索的努力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化为泡影，明代心学对人性的探讨，随着满清的民族压迫而流亡日本，而人们看到的不过是经过统治者粉饰过后的裹着“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的僵尸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近代以来，随着国力逐渐增强，在日本的心学大师冈田武彦等一批国际国内儒学大师的倡导下，新儒学又再次浴火重生。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

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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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史以前的口头文学，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中一部分神话却是相当丰富的。神话的产生远在阶级社会以前。它在广大群众中口耳流传，经过不断的修改补充，越来越优美，越来越富于艺术想象，这是口头文学的发展规律。诗歌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一种口头创作，完全是属于全社会的文学艺术。继《诗经》三百篇之后，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的诗歌就是“楚辞”。“楚辞”主要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是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诗体。由于战国时代社会的根本变化，私人著书的风气大盛。　我们习惯向来是“风”、“骚”并称的，“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国风》和《离骚》在过去的确为我们指示了文学创作的两条光明大道，今后也还会继续起着应有的作用。《诗经》和楚辞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至于后世政治家、哲学家、学者的政论文和理论文，古文家、历史家的叙事文和传记文，很多取法于先秦的散文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即使在今天，先秦散文在艺术方面也还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两汉文学

两汉文学，赋和散文都很发达。东汉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赋和散文。但赋的成就实远在散文之下。汉初的赋，一般模拟屈原的作品，缺乏真实感、新鲜感，已不能引起读者多大的兴趣。两汉历史散文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主要标志是司马迁的《史记》。作者利用先秦史学的一切成就，创造了一种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新制——纪传体，使我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史学史上有不朽的功绩。作者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先秦史官“书法”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光大。他尊重客观事实，又有鲜明倾向，既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也敢于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表现了唯物主义和人民性的思想。两汉政论散文是先秦诸子散文的馀波。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一般不如诸子散文丰富多彩。但它们指责现实黑暗，揭露社会矛盾，切合实际，畅所欲言，质朴深厚中流露充沛的感情。两汉文学，经历了四言诗、骚体赋的衰微，大赋的兴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赋和五言诗的兴起等一系列文学形式的兴衰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了：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或衰落，都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适应这种变化的文学发展要求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诗歌，五言古诗的发展尤为突出。它从建安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经过阮籍、左思、陶渊明等一系列诗人的努力，不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艺术表现也不断提高，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风格，形成了五言古诗兴盛的时期。从西晋以来，由于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一般说来，文学离开人民生活较远，这就特别显出了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可贵。赋在这一时期，虽然数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汉赋那样统治文坛的地位。在众多抒情诗人的影响下，抒情小赋跟着发展。它摆脱了汉代大赋铺张堆砌的习气，以短小的篇幅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赋的艺术感染力，在赋的发展上是一个进步。散文是这一时期最不发达的文体。只有魏晋散文，自然通脱，清新隽永，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自己的特色，对后代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它们虽然只是随笔杂记，并非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但也有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动的描写，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志怪小说中的民间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艺术成就也更高。这就使我国小说粗具规模，对后来的小说、戏曲产生很大的影响。

唐代文学

唐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诗歌、散文、小说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已往各代。仅《全唐诗》所录就有二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从唐代一些诗歌与记载来看，唐代民歌是十分发达的。可惜流传下来的极少。但无疑它在当时对唐代文人诗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刘禹锡的有名的《竹枝词》便是摹仿民歌之作。唐代文学的辉煌成就，表现了我们民族高度的智慧与巨大的创造力。唐代文学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许多毗邻国家文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宋代文学

宋代的散文、诗、词，继承唐五代的成就，继续有所发展。话本、戏曲、说唱文学更为元明以来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古文方面，在欧阳修、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等的成就，进一步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一直影响到明清的许多古文家。宋词的思想内容不及宋诗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创造性，对后来词家的影响也比唐五代词大。随着创作的繁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有所发展。宋人诗论文论，散见于各重要作家诗文中的，如梅尧臣之论情景，苏轼之论辞达，陆游之论“躬行”，都是他们长期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宋代出现的各种话本及讲唱文学，它们面对广泛的中下层人民，运用通俗的语言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直接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感情。这些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不但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面目，并且使中国文学开始向小说、戏曲的繁荣阶段过渡。

元代文学

元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的武装起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映在元代文学，特别在杂剧和民间文学里的主要内容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反抗。它不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反对元朝统治的斗争。元杂剧是在我国深厚的民族艺术基础上，直接受院本和诸宫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元杂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不同流派的作家共同形成元杂剧创作的繁盛局面。同时，元杂剧中也明显地反映了不同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少数诗文作家继承了我国诗文中进步的传统，写出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大多数作家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消极避世的倾向比较严重，大都只能在艺术方面模拟前人，成就不大。这时还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散曲。散曲最初的作者是一些街坊里的市民和勾栏里的无名艺人，到后来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等文人的作品，表现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作风明快泼辣。

明代文学

明代文学发展的轮廓是很清楚的。以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为界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文学，除在元明之际出现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外，成就是不大的。中叶后，文坛上开始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变化分不开的，是和城市工商业的繁盛，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群众的增加以及先进的哲学思潮及其对思想界的巨大影响紧密相关的。明代各种文学体裁所达到的成就是相当不平衡的。概括地说，散文、诗词比起以往的各个时期来说是处在一种衰退的状态，而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而兴起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则有着巨大的成就，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明代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著名作品，是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基础上经过作家加工再创造而成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清代文学

清代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艺术表现也有着显著的提高。作者们继承并发扬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代章回小说的进步传统，创作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著名的作品。清代传奇、杂剧是明代戏曲发展的继续。清代在诗、词、散文、骈文的领域里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几乎历代盛行的各种文学体裁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但由于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十八世纪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最后一个繁盛的阶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文学上也逐渐发生了新变化。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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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古代科技源于生活，而生活需要各种实用技术。造纸、印刷、纺织、陶瓷、冶铸、建筑等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发明创造无不带有鲜明的实用烙印。然而，时代在前行，曾经应用广泛的古代实用技术，今天早已失传或正在消失，需要我们以现代技术手段复原和再现，以今天的科学道理去揭示和阐述。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

（1）先秦时期：①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年。②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19年7闰的原则，这比西方早160年。③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认识。

（2）两汉时期：①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制订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②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③东汉时，张衡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学解释。④张衡发明制作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千里以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1700多年。

（3）隋唐时期：①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②僧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在实测中他认识到，在小范围有限的空间里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向大范围甚至无际的空间推演，这是我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4）宋元时期：①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突出贡献在天文学方面，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十二气历”更加简便，有利于农事安排。②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③元朝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④郭守敬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1）两汉时期：《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分九章介绍了许多算术命题及其解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南北朝时期：①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②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外国早近一千年。它的专著《缀术》对数学发展有杰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成就

战国时期：物理学有较大成就。《墨经》中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写的很系统，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

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

（1）先秦时期：扁鹊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后代把他奉为“脉学之宗”，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从脉象中诊断病情。切脉是扁鹊的主要成就。四诊法成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法，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中医所沿用。

（2）两汉时期：①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②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③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④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其代表作《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晚唐著名诗人，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履道理私第，葬香山，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因而人称诗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长相思 白居易

[编辑本段]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明月人倚楼。

汴水与泗水是古代淮河下游两条最大的支流，也是古代我国两道南北大动脉。如今，这两条河流已成为宿迁市的“文物”和“市宝”。瓜洲：在江苏扬州市南长江北岸。瓜洲本为江中沙洲，沙渐长，状如瓜字。吴山：在浙江杭州，春秋时为吴国南界.

这首词到底为谁而作，白坛上也有许多说法，如：樊素、柳枝。但更倾向于樊素。“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是白的两个家伎。白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时买下的。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

[赏析]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这是一首怀人念远的抒情小词。上阕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但同样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爱人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还是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于是就在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到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与不过是个空想，无奈啊，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只能倚楼而望，回忆昔日的欢乐，来遣散心中的郁闷罢了。 可大家想一想“月明人倚楼”，想象皓月当空、独自倚楼远望这样一幅画面，是怎样的意境啊。

全词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情别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频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更加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

这篇作品是中唐时期比较正规成熟的词作。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月明人倚楼”，想象皓月当空、独自倚楼远望这样一幅画面，觉得更有意境。

“长相思”为词牌名，但本词内容与此密切相关。词分上下两阕，格律和字数一样。每阕四句，押平声韵。

这是一首怀人念远的抒情小词。上阕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下阕直接抒写情怀，因所思之人没有回来，只得在这月明之夜，独倚高楼。

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全词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情别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频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因而能深深打动读者心弦。

<<长相思>> 陈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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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深深。柳阴阴。度柳穿花觅信音。君心负妾心。

怨鸣琴。恨孤衾。钿誓钗盟何处寻？当初谁料今。

鉴赏

这是一首描写弃妇的怨词。

“花深深。柳阴阴。”起笔用联绵辞深深、阴阴，将春花杨柳之繁盛写出。初读时，可能会以为这真是描绘大自然之春光。其实不然。“度柳穿花觅信音。”原来，花柳皆为喻象，喻指两情欢娱的世界。此句，写女主人公寻觅其情人的经历。觅字下得贴当，与花深深柳阴阴相呼应，则浮花浪柳之妖冶繁盛可知。女子终于明白：“君心负妾心。”情人已背信弃义。由此可以想见女子肝肠之寸断。

“怨鸣琴。恨孤衾。”这两句写尽女子被弃后的凄凉幽怨之味。无穷永昼，唯有寄孤愤于鸣琴。漫漫长夜，终是辗转反侧于孤衾。琴、衾，是当日情好欢乐之见证，竟成为一场悲剧之象征，触物伤心，如此日月，人何以堪？词句极短，而酸楚无限。“钿誓钗盟何处寻。”寻字，与上片之觅字，道尽女子的失落感与不甘心，皆见性情语。追怀当日山盟海誓，信誓旦旦，只因为相信“但教心似金钿坚”，如今全已幻灭。寻寻觅觅惝怳迷离，遂托出女子全部痴情。“当初谁料今。”上句是旧情之回澜，结句则是返转回来，从痴迷而悔悟。弃妇心澜汹涌，千回百折，终难平息，是在意内言外。

词人对弃妇抱同情之感，设身处地为其作词，难能可贵。此词纯为女子声口，明白如话，如诉如泣，故能感染人。篇幅短小，言辞简练，却淋漓尽致地展示出爱情悲剧女子痴情，故富于含蕴。

长相思 林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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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青，越山青。

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

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林逋词作鉴赏

此词采用民歌中常见的复沓形式，以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节奏和清新优美的语言，托为一个女子声口，抒写了她因爱情生活受到破坏，被迫与心上人江边诀别的悲怀。

上片起首两句，用民歌传统的起兴手法，叠下两个“青”字，色彩鲜明地描画出钱塘江两岸山明水秀的江南胜景。接下来两句，以拟人化手法移情寄怨，借青山无情反衬离人有恨，深切道出了有情人诀别时的痛苦。

过片两句由写景转入抒情。写行者与送者。临别之际，泪眼相对，哽咽无语。结拍两句含蓄点出了他们悲苦难言的底蕴，并以分别后的一江恨水抒写有情人的离情别绪。古代男女定情时，往往用丝绸带打成一个心形的结，叫做“同心结”。“结未成”，喻示他们爱情生活横遭不幸。不知是什么强暴的力量，使他们心心相印而难成眷属，只能各自带着心头的累累创伤，来此洒泪而别。这两句以景语作结，创造出一个隽永空茫、余味无穷的艺境。

长相思 晏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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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长相思。

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

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

晏几道词作鉴赏

此词纯用民歌形式，上下片均以“长相思”迭起，上片言只有相见才得终了相思之情；下片言由于不得相见，相思之情无处诉说，以浅情人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反衬自己一往而情深。

词的上片，一气流出，情溢乎辞，不加修饰。“若问”两句，自问自答，痴人痴语。要说“相见”是解决“相思”的唯一办法，这纯是痴语，痴心，可是，小晏却认认真真地把它说了出来，正是如黄庭坚《小山词序》所云“其痴亦自绝人”。结句非同凡响，抒写了比相思不相见更大的悲哀。

“说似谁”，犹言说与谁、向谁说。纵使把相思之情说了出来，那浅情的人儿终是不能体会。浅情是深情的对面，多情的小晏却总是碰到那样的人，可是，当那人交暂情浅，别后又杳无音信，辜负了自己的刻骨相思时，词人依然是一往情深，不疑不恨，只是独自伤心而已。下片四句，以“浅情人”反衬小晏相思苦恋之情。

此词为作者词中别调，语极浅近，情极深挚，朴直中自饶婉曲之致，缠绵往复，姿态多变，回肠荡气，音节尤美。

舞剧----长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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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序秦陵邂逅

唐天宝年间，骊山北麓秦始皇陵。晁衡（日本来华友人）、李白相邀采风，搜求中华文物，与一白衣少年邂逅相逢。少年与晁衡以地震仪及日本折扇互赠。

第一场曲江春晖

三月三日，长安曲江池畔。仕子百姓沿古代风习，踏青流饮，共舞《赤白桃李花》。是日，李白、晁衡联袂游春，赋诗会友。柳青娘与晁衡会晤，出示折扇，原是秦陵相识的白衣少年。二人诗文酬和，彼此倾慕。李白即席赋《白苎辞》以为祝贺。

第二场中元思乡

数年后，长安晁衡官邸。柳青娘与晁衡缔结良缘，积极赞助丈夫研习中华文化。晁衡集入唐数十年之所学，撰《大唐胜览》百卷。七月十五日，为中、日民间怀亲祭祖的中元节。适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藤原清河抵长安。晁衡思乡心切，欲与藤原氏同返故国，作《思乡》诗抒其愿。

第三场含元盛会

玄宗皇帝于大明宫以乐舞款待藤原清河大使，藤原以《扶桑扇舞》奉献。柳青娘携晁衡《思乡》诗晋见玄宗，请求恩准晁衡回国。

八月十五日，玄宗皇帝于含元殿前的丹凤楼宴会各国使节，欢送日使回国，命表演《霓裳羽衣舞》、《剑器》、《秦王破阵乐》，与各国朋友共度佳节，作诗《送日本使》予藤原，钦命晁衡为大唐奉还使，东渡日本。

第四场灞柳情深

灞水桥头，浣纱村姑和乡亲们欢送自愿去日本的工匠、农艺师。村妇依古风，舞《折杨柳》送亲人远行。晁衡赋诗《衔命还国作》并赠剑予挚友李白。柳青娘不顾航海艰险，毅然别离幼子晁英，同晁衡联袂东渡。

第五场海岛喋血

使船在海上骤遇风暴，中日两国水手、官兵同舟共济，患难相扶。船漂流至中南半岛，触礁沉没，又遭海匪袭击，死伤殆尽，两国难友拼死搏斗，血染滩头。

第六场神驰奈良

李白得知晁衡等遇难噩耗，悲恸欲绝，作中日友好之千古绝唱《哭晁卿衡》。海岛遇险，青娘罹难，晁衡遇救生还，复归长安。八月中秋，皓月当空，晁衡怀念青娘，思恋祖国，夜不成寐，神驰奈良……晁衡振奋精神，重修散佚的《大唐胜览》，以遂交流中日文化、报效祖国的宿愿。

尾声耿光千叶

灞水桥头，青年晁英告别老父晁衡，偕同又一代自愿东渡的和尚、工匠、技师、学生赴日，谱写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诗章。舞剧《长相思》涉及的三首诗送日本使唐玄宗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駃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衔命还国作〔日本〕阿倍仲麻吕（晁衡）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哭晁卿衡

李白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演出单位: 陕西省歌舞团

创作者编剧：卫天西、李晓白、康正愿、吕冰。编舞导演：卫天西、张曼石、康正愿、张勇、宫定远。作曲：吕冰。打击乐设计：安志顺。舞美设计：蔡恬（布景），赵翔（服装），樊林（道具），张亚春（灯光），李金保（化妆），蔡小鹤（效果）。

演出者主要演员：武世民、赵长水（饰阿倍仲麻吕即晁衡A、B），胡杰、郑凯、呼延芬（饰柳青娘A、B、），任远、骆志刚（饰李白A、B），张永春（饰唐玄宗），邱枫（饰芸娘），毛飞（饰藤原清河大使），张洋（饰晁英幼年），张先（饰晁英青年）。乐队：陕西省歌舞团民乐队。伴唱：本团合唱队。领唱：杨巧、张秀珍、车凯、张东方。指挥：杨洁明。

评论撷萃

评论撷萃评舞剧《长相思》的艺术特色曲子瑜

《长相思》的编导们搜集了大量的文字记载、诗歌、陶俑、石雕、壁画，考证它们的形态，模拟它们的舞姿，研究它们各个造型之间连接过渡的舞蹈方式，创作、设计符合唐代社会生活的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舞蹈形式。这是多么艰苦而有意义的艺术劳动呵！我们可以看到《秦王破阵乐》、《剑器》、《霓裳羽衣舞》、《白纻舞》。唐代著名乐舞共达十个舞段，这是何等艰巨细致的工程啊！这些舞蹈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舞蹈的场次中，而是有机地糅合在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之中，使我们看到八世纪的唐代社会风貌和生活脉搏的跳动。

《长相思》的作者，主要用唐代舞蹈的语汇、舞姿、造型、组合，适当地吸收了中国戏曲舞蹈和芭蕾舞蹈的少量技术、动作，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柳青娘这个感人的艺术形象。

对民族遗产的继承、改造、发展，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首先要有对传统的“孝子”精神，尽可能完整地继承下来，但又要有勇气批判它、改造它、发展它。继承和发展都是手段，目的还是古为今用。（摘自《群众歌舞》1981年第4期）

长相思 李白

[编辑本段]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 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七言歌行往往逞足笔力，写得豪迈奔放，但他也有一些诗篇能在豪放飘逸的同时兼有含蓄的思致。象这首《长相思》，大约是他离开长安后于沉思中回忆过往情绪之作，就显然属于这样的作品。

“长相思”本汉代诗中语（如《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六朝诗人多以名篇（如陈后主、徐陵、江总等均有作），并以“长相思”发端，属乐府《杂曲歌辞》。现存歌辞多写思妇之怨。李白此诗即拟其格而别有寄寓。

诗大致可分两段。一段从篇首至“美人如花隔云端”，写诗中人“在长安”的相思苦情。诗中描绘的是一个孤栖幽独者的形象。他（或她）居处非不华贵——这从“金井阑”可以窥见，但内心却感到寂寞和空虚。作者是通过环境气氛层层渲染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人物的感情的。先写所闻——阶下纺织娘凄切地鸣叫。虫鸣则岁时将晚，孤栖者的落寞之感可知。其次写肌肤所感，正是“霜送晓寒侵被”时候，他更不能成眠了。“微霜凄凄”当是通过逼人寒气感觉到的。而“簟色寒”更暗示出其人已不眠而起。眼前是“罗帐灯昏”，益增愁思。一个“孤”字不仅写灯，也是人物心理写照，从而引起一番思念。“思欲绝”（犹言想煞人）可见其情之苦。于是进而写卷帷所见，那是一轮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月呵，诗人心中想起什么呢，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这就逼出诗中关键的一语：“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的题意到此方才具体表明。这个为诗中人想念的如花美人似乎很近，近在眼前；却到底很远，远隔云端。与月儿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由此可知他何以要“空长叹”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是诗中唯一的单句（独立句），给读者的印象也就特别突出，可见这一形象正是诗人要强调的。

以下直到篇末便是第二段，紧承“美人如花隔云端”句，写一场梦游式的追求。这颇类屈原《离骚》中那“求女”的一幕。在诗人浪漫的幻想中，诗中人梦魂飞扬，要去寻找他所思念的人儿。然而“天长地远”，上有幽远难极的高天，下有波澜动荡的渌水，还有重重关山，尽管追求不已，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里，诗人的想象诚然奇妙飞动，而诗句的音情也配合极好。“青冥”与“高天”本是一回事，写“波澜”似亦不必兼用“渌水”，写成“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颇有犯复之嫌。然而，如径作“上有高天，下有波澜”（歌行中可杂用短句），却大为减色，怎么读也不够味。而原来带“之”字、有重复的诗句却显得音调曼长好听，且能形成咏叹的语感，正《诗大序》所谓“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即拉长声调歌唱），能传达无限感慨。这种句式，为李白特别乐用，它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句中“之难”、“之日”、“之水”从文意看不必有，而从音情上看断不可无，而音情于诗是至关紧要的。再看下两句，从语意看，词序似应作：天长路远关山难（度），梦魂不到（所以）魂飞苦。写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不仅是为趁韵，且运用连珠格形式，通过绵延不断之声音以状关山迢递之愁情，可谓辞清意婉，十分动人。由于这个追求是没有结果的，于是诗以沉重的一叹作结：“长相思，摧心肝！”“长相思”三字回应篇首，而“摧心肝”则是“思欲绝”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发展。结句短促有力，给人以执着之感，诗情虽则悲恸，但绝无萎靡之态。

此诗形式匀称，“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独立句把全诗分为篇幅均衡的两部分。前面由两个三言句发端，四个七言句拓展；后面由四个七言句叙写，两个三言句作结。全诗从“长相思”展开抒情，又于“长相思”一语收拢。在形式上颇具对称整饬之美，韵律感极强，大有助于抒情。诗中反复抒写的似乎只是男女相思，把这种相思苦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美人如花隔云端”就不象实际生活的写照，而显有托兴意味。何况我国古典诗歌又具有以“美人”喻所追求的理想人物的传统，如《楚辞》“恐美人之迟暮”。而“长安”这个特定地点更暗示这里是一种政治的托寓，表明此诗的意旨在抒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就此而言，此诗诗意又深含于形象之中，隐然不露，具备一种蕴藉的风度。所以王夫之赞此诗道：“题中偏不欲显，象外偏令有余，一以为风度，一以为淋漓，乌乎，观止矣。”（《唐诗评选》）

长相思·其二

[编辑本段]

作者：李白

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

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

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

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不信妾断肠，归来看取明镜前。

注解：

1、赵瑟：相传古代赵国的人善弹瑟。瑟：弦乐器。

2、凤凰柱：或是瑟柱上雕饰凤凰形状。

3、蜀琴句：旧注谓蜀琴与司马相如琴挑故事有关。按：鲍照有“蜀琴抽白雪”句。

白居易也有“蜀琴安膝上，周易在床头”句。李贺“吴丝蜀桐张高秋”，王

琦注云：“蜀中桐木宜为乐器，故曰蜀桐。”蜀桐实即蜀琴。似古人诗中常以蜀

琴喻佳琴，恐与司马相如、卓文君事无关。鸳鸯弦也只是为了强对凤凰柱。

韵译：

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花蕊笼罩轻烟，

月华如练，我思念着情郎终夜不眠。

柱上雕饰凤凰的赵瑟，我刚刚停奏，

心想再弹奏蜀琴，又怕触动鸳鸯弦。

这饱含情意的曲调，可惜无人传递，

但愿它随着春风，送到遥远的燕然。

忆情郎呵、情郎他迢迢隔在天那边，

当年递送秋波的双眼，

而今成了流泪的源泉。

您若不信贱妾怀思肝肠欲断，

请归来看看明镜前我的容颜！

评析：

这两首诗，都是诉述相思之苦。

其二，以春花春风起兴，写女思男。望月怀思，抚琴寄情，忆君怀君，悱恻缠

绵。真有“人比黄花瘦”之叹。

这两首诗，在李太白诗集中，一收卷三，一收卷六。所写时地迥异，格调也

截然不同，实为风马牛不相及。但蘅塘退士辑为先后，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男女，天各

一方，各抒相思之苦，其实不然。

长相思·雨 万俟咏

[编辑本段]

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

此时无限情。

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

空阶滴到明。

[注释]

1.一更更: 一遍遍报时的更鼓声.

2.道: 知.

3.阶: 台阶.

[评析]

这首小令抒写孤客听雨愁思。上片着重渲染雨夜的孤寂气氛；下片直抒愁怀。通篇写雨而不出“雨”字。

长相思 纳兰性德

[编辑本段]

清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翻译

走过一条山路，走过一条水路，正向榆关那边走去。夜深了，人们在帐篷里点灯。晚上又刮风又下雪，

声音嘈杂打碎了我思乡的梦，家乡没有这样的声音。

赏析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族正黄旗人。本词写于康熙二十一（1682）年，时作者随康熙

帝出山海关，祭祀长白

“山一程，水一程”仿佛是亲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山上水边都有亲人送别的身影。“身向榆关（这里

借指山海关）那畔行”是使命在身行色匆匆。“夜深千丈灯”则是康熙帝一行人马夜晚宿营，众多帐篷

的灯光在漆黑夜幕的反衬下在所独有的壮观场景。“山一程，水一程”寄托的是亲人送行的依依惜别情

；“身向榆关那畔行”激荡的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萧萧豪迈情；“夜深千丈灯”催生的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烈烈壮怀情。这情感的三级跳，既反映出词人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也反

映出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出身于书香豪门世家，又有皇帝贴身

侍卫的优越地位，自然是眼界开阔、见解非凡，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定会比别人更强烈。可正是由于这

种特殊的身份反而形成了他拘谨内向的性格，有话不能正说，只好借助于儿女情长的手法曲折隐晦地反

映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夜深千丈灯”既是上阙感情酝酿的高潮，也是上、下阙之间的自然转换。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

时候，更何况“风一更，雪一更”。风雪交加夜，一家人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可远在塞外宿营，夜深人

静，风雪弥漫，心情就大不相同。路途遥远，衷肠难诉，辗转反侧，卧不成眠。“聒碎乡心梦不成”的

慧心妙语可谓是水到渠成

“山一程，水一程”与“风一更，雪一更”的两相映照，又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体验。

愈是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就愈需要亲人关爱之情的鼓舞。因为她是搏击人生风浪的力量源泉，有了她

，为了她，就不怕千难万险，就一定会迎来团聚的那一天。从“夜深千丈灯”壮美意境到“故园无此声

”的委婉心地，既是词人亲身生活经历的生动再现，也是他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以此创造美、抒发

美的敏锐高超艺术智慧的自然流露。

李煜——长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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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重山，两重山"

一重山，两重山，

山远天高烟水寒，

相思枫叶丹。

鞠花开，鞠花残，

塞雁高飞人未还，

一帘风月闲。

1.烟水:烟雾迷蒙的水面.

2.鞠花:菊花.鞠通菊.

3.塞雁:边塞的大雁.

这是一首秋怨词.一题邓肃作.若为李词,当属中期作品.

上片从山起.山一重两重,层峦叠嶂,就如同心中的相思层层叠叠,连绵不绝.山远天高望不到尽头,就如同相思无际无涯.而寒的不仅仅是烟雾深锁的水面,更是思人的心情.相思日久,已到暮秋,枫叶正红,而红不过相思之苦.

下片从花起.花开花谢,相思经年,边塞的大雁也高飞还故乡,而远去的人却还没有回来,相比塞雁之还,离人之苦更甚.远人不归,便只好任那风月闭于于帘外.人静帘闲,而不静不闲的,是心中无穷无尽的思念之情.帘闲而心乱.

这阕小词,以景状情.在词人笔下,远山,烟水,枫叶,菊花,塞雁,共同构建了一个清冷的深秋.在这样的深秋中,相思之情就越发的寂寞幽怨.词中的远人,也许指的就是入宋不归的弟弟从善.

李煜——长相思 (二)"云一涡，玉一梭"

据说大周后回家探亲，只三两天，对李煜而言，漫漫长夜，只好赋词以消解相思。因而作《长相思》：

云一涡，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颗。夜长人奈何。

大周后，娥皇，南唐开国元老周宗之女，通诗书善歌舞，尤其擅长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她还能即兴作曲，更修复了失传已久的《霓裳羽衣曲》，后又与李煜共同编成《霓裳羽衣舞》。她和李煜这桩政治联姻，可谓“无心栽柳”，二人洞房定情，从此与子偕老，痴爱至死。

这首<长相思>上阙写娥皇离家前的装束，清丽超脱又仿佛得闻见女儿家身上的淡淡胭脂香。下阙写雨打芭蕉，表达凉风长夜，有人寂寞相思稠。